1923年“二七”失败以后,陈独秀相继发表了《资产阶级与的资产阶级》、《中国国民与社会各阶级》两篇文章,对中国一系列基本问题作了完全错误的理论分析,形成了他的右倾错误的理论基础。其主要错误是:
中国的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主义,即新主义。的终极前途,不是资本主义,而是社会主义。陈独秀却认为,中国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及经济状况,决定了中国的性质是“全民族各阶级共同起来谋经济之独立”的“国民”,的前途“自然是资产阶级的胜利”。这是他犯下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的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他说:“工人阶级在国民中固然是重要分子,然亦只是重要分子而不是独立的势力。概括说起来,是因为殖民地半殖民地产业还未发达,连资产阶级都很幼稚,工人阶级在客观上更是幼稚了。”“不但在数量上是很幼稚,而且在质量上也很幼稚。”“中国最大多数的工人,还没有自己阶级的争斗之需要与可能,而且连一般的争斗之需要甚至于连自己阶级的经济争斗之需要都不曾感觉的工人(如手工业工人),也并不是少数。”陈独秀既然在理论上如此低估和轻视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和作用,那么,在实际工作中,自然会采取不依靠工人阶级和放弃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政策。
他认为:“农民居住散漫势力不易集中,文化低生活简单易于趋向保守,中国土地广大易于迁徙被难苟安,这三种环境是造成农民难以加入运动的原因。”断言号召开展农动,是“决不能实现的幻想”。他根本不了解农民问题在中的重要性,也就不懂得农民是工人阶级最广泛最可靠的同盟军,不懂得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有领导农民,和农民结成联盟,才能找到推翻旧社会和建立新社会的力量。
他说:“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状况既然需要一个资产阶级的,在这运动中,党便须取得资产阶级的充分的援助;资产阶级的若失了资产阶级的援助,在事业中便没有阶级的意义和社会的基础。”“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各社会阶级固然一体幼稚,然而资产阶级的力量毕竟比农民集中,比工人雄厚,因此国动若轻视了资产阶级,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观念。”
中内的右倾和“左”倾错误,各自从自己的理论出发,右倾错误只注意国共合作,而“左”倾错误只注意工人运动,但两者都忘记了广大的农民阶级。所以,他们在资产阶级进攻面前都感到自己力量不足,但又不知道到何处去寻找力量,到何处去获得广大的同盟军。于是,在蒋介石反阴谋的步步逼迫面前,他们束手无策,只是采取软弱无能的一让再让的政策,使蒋介石认为党的领导者是软弱可欺的,这就大大地助长了蒋介石篡夺权力的野心。